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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2019-11-08 21:35:37    来源:韶关网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八月七日会议),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九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被挫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沿罗晓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本文详细介绍了人民军队初期政治建设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三湾整顿和“三纪律六注意”等重要措施。它全面总结了当时军队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充分证明没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不可能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如文章所说:“党永远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军。如果你离开党,一切都会失败。”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进行了反革命的武装斗争。南昌起义是党在这个关键时刻试图通过武装起义挽救革命的失败。这次起义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后来“八·七”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普遍要求土地革命,甚至在一些地区,农民也在为自动没收地主土地而斗争。这场巨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吓坏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者。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杀害湖南工农的第一把刀。然后,7月15日,武汉国民党脱离共产党,成为革命的叛徒。为了挽救革命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党决定在这些农民运动有着坚实而广泛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领导地方起义。

该党从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仅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还积极地领导人民采取行动。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展开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一些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部队撤退到农村,加入各地农民的武装起义,成为起义的军事骨干,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迅速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军队。特别要提到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边界集结的部队。武昌国民政府前警卫团是这支军队的骨干。其余的是平江、浏阳的农民民兵,萍乡的工人自卫队,桐城、崇阳的农民自卫队,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国防军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虽然这支军队中有许多党员,但他们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或明确的行动计划。大多数军事指挥官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过更多实际战争的训练,指挥能力也很弱。旧的带兵方法阻碍了官兵的团结。由于上述原因,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

秋收起义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口号下,一伙人从秀水出发,经长寿街进攻平江。第三团从铜鼓中穿过东门城,试图加入浏阳北二团,围攻长沙。起义发起后,邱郭萱的公司部突然叛变。第二营没有任何保护,在长寿街遭到该部的袭击,完全被击败。第三团在东门市遭到敌人伏击,伤亡惨重。第二团占领浏阳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中全军覆没。当时,当敌人强大而我弱小时,进攻长沙显然是一次军事冒险。此外,起义部队遭受了严重挫折,因为他们没有广泛赢得群众的合作,也没有在战术上分裂他们的部队。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集合了十几个单位,决定进军罗晓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进军,军队从此走上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道路。在往南的路上,他们在鲁西再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军队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当他们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时,立即进行了整顿。

首先是重组组织。一个师改组为一个团,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事实上,只有两个营和七个连。重组后,干部是多余的。这些干部大多是参军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一系列挫折和这一危险而艰巨的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动摇不定。一些人已经不辞而别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军队的士气肯定会动摇。毛泽东同志已经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如果他愿意,他会留下来。如果他想离开,他将得到五美元撤离到农村。重组后,留下来的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通过了战斗和艰苦生活的考验。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瘦多了。

然后,毛泽东同志开始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每个班有小组,每个连有支部,每个营有党委。连级以上各级都有党代表,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结果,军队开始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清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惯,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为了反对旧的军队领导方式,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的领导方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是实现民主的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会受到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鼓励了极端民主和平等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旧军队领导军队的一套方法,建立新型的官兵阶级团结关系。军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不是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彻底和有效地消除军阀残余。只有民主,我们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建立牢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很容易克服。我记得起初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被没收,士兵委员会不得不平分。后来,士兵们被到处以身作则的民主干部作风所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他们不可能绝对平等。他们觉得那样做没有好处。他们逐渐转变,爱护干部,自觉服从命令。

改善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措施已在各个方面得到实施,并反映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中。秋收起义前,军官每顿饭吃四道菜和一碗汤,这与士兵的待遇大相径庭。三湾重组后,由于斗争非常艰苦,当时最需要的是官兵们一起努力工作,所以待遇变得一模一样。干部和士兵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这是一项伟大的改革。它加强了官兵之间的关系,在干部考核和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官兵的生活和待遇以及上级和下级之间有一些差别,这在目前仍然是合理和必要的。

南京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一次“古城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联系中央和省委,继续整编军队。这时,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后方也建立起来了。

三湾的重组实际上是我们军队的新一代。从这时起,党对军队的领导就确立了。当时,如果毛泽东同志不明智地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军队就没有政治灵魂,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没有旧军队的习惯,没有农民的自由散漫的作风,这些都是改革不了的。结果,即使他们没有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他们也会变成土匪。当然,三湾的改组只是为新型革命军奠定基础的开始。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仍需要长期的斗争。

同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率军在遂川开展游击活动。那时,天气越来越冷,士兵们仍然衣衫褴褛,补给非常困难,没有机会休息。然而,由于党在军队中开展了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士兵们总是精神饱满。疲惫不堪的游行之后,他们还到处张贴告示,向普通民众宣传。

为了给部队提供冬装和物资,我们搬到了遂川市西部的大汾镇。住下不久,他突然遭到一群家庭成员的袭击。因为部队没有准备好,仓促应对挑战,他们不得不分散撤退。当时,第四连有两个排。当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时,他停下来收拾丢失的人员,承担起掩护第一营的任务。这时,第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退。

第四连还剩30多人,分散在地上。说到烹饪,烹饪的负担也减轻了,我饿了,所以我必须从人们家里找一些剩菜和腌辣椒。没有碗和筷子,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篮里抓起食物。

当每个人都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向中间的空间走了几步。他双脚并拢,身体挺直,充满活力地对每个人说:“现在,站起来!我首先请曾连长喊口令!”他坚强而平静的精神立即有力地感染了士兵们。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头,鼓起勇气去战斗,充满信心,拿着枪站了起来,与他高大的身躯对齐。然后第一营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前进。第三营撤退到桂东进行活动。一个月后,当我们从茶陵撤退时,我们终于加入了。

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立即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力图在罗晓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低潮和革命力量全面退却的时候,我们在赣湘交界的井冈山农村发动了游击战争,在那里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推翻了土豪,分配了土地,建立了小根据地。这样,农村的袭击也掩盖了城市的撤退。后来,许多党的干部被派往游击根据地和军队。走向井冈山,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完全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仍然只控制着少数分散的农村阵地,这些阵地没有巩固或连贯,也远没有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和特遣队的口号,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具体反映了革命军是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武装团体,是军事活动和政治工作的紧密结合和互动。这也表明,只有在实际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军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才能提高。

当时,军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分裂主义政权,前进时进攻敌人,后退时躲藏,避免不确定的战斗,等待下次进攻反革命的机会。每次到达一个地方,每次打仗,都要分散到农村去动员群众,打土豪,分田,建立农会。这样,康宁、永新、遂川、茶陵、太和地区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为革命根据地。这样,革命的红旗不仅牢牢地插在湘赣边界上,而且成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的最大希望。与此同时,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军队得到了教育和培训。毛泽东同志从茶陵回到井冈山后,亲自制定了“三个规则六个注意点”(后来改为八个注意点),用最具体、最简洁的语言来规定革命军人对人民的待遇。多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位官员的行动。

军队内部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肯定下来了。还建立了各级政治部门。士兵委员会更为普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的患难与共。那时,连主要干部都有马,但没有人骑。战争期间,它们被用来运送受伤的士兵,平时用来运送病人。军队的转变需要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补充被俘士兵不断地反映了旧军队的所有坏习惯和作风。与此同时,不断涌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松散和保守的东西。因此,我们经常不得不与这种袭击作斗争。

经过这种频繁而深刻的内外斗争,军队真正实现了“军民团结,官兵团结”,政治情绪高涨,几乎没有开小差。我仍然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下山迎接从湘南返回井冈山的第二十八团。晚上,他们穿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当时分散了。每个人都很担心。但是第二天一早,只有一名担架员失踪了。但当部队返回井冈山时,担架员已经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为中国革命的前进开辟了道路。这是进军农村的唯一正确途径,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而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

毛泽东同志率先正确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密切结合。在武装力量的支持下,进行了土地革命,这使广大农民更容易发动土地革命。没有武装力量,就不会有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如果军队不结合土地革命,不把土地革命作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军队也将失败。同时,如果不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就不会巩固,武装力量就不能在群众中扎根,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和打败。革命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秋收起义部队也创造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农民,另一方面必须有一部分以革命意识为骨干的正规军,这样才能容易地形成战斗力。但是,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大批起义的农民和军事干部,军队仍然没有灵魂。没有政治改革,起义农民缺乏组织纪律,准备崩溃。没有政治转型,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成为政治骨干,军事骨干的作用也不能发挥。

党一直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军。离开党,一切都会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历史上,党的集体领导多次动摇。每一次,军队都遭受了巨大的政治损失。这些教训极其深刻。三万改组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从这一刻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得到了确认,新型革命军的基础奠定了。后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旧军队的残余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被消灭了,革命军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更加完整地建立和形成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是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第四届红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召开时,毛泽东同志的建军经验得到了基本总结,成为人民军队的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对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今衡东)。本文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党、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营党、第二纵队党、红军第四军政委的身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他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死于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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